此次“毒奶粉”事件，中央再掀问责风暴，李长江、吴显国等一批中央部门和地方官员引咎辞职或受到免职，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央为民负责、从严治官的坚定决心。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种辞职或被免职事件，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浮出水面：问责是否只是“一阵子”的事？问责的
标准是什么？行政问责的行使如何能够依据一个更加明确的程序？政府官员应为自己的失误负起多大的责任，才能体现行政问责制的效果？
形色各异免职追问问责标准
在近期的一系列官员问责事件中，除了毒奶粉事件和重大火灾等造成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被免职外，据报道，同样在上月，喝茅台打了人的被免了职，公文上写错字的也被免了职；9月21日，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长曹正直被免职，原因是两天前，曹局长请人吃饭付账时，与卖酒老人发生口角，曹正直当场打了卖酒老人两耳光；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因为三个字丢了官，因为他们两天前在中秋节放假通知里把中秋节写成了端午节，这事迅速被传至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快，这三人就接到了问责通报后被免职。
重大责任事故可以被免职，那么很小的事情发生之后，写错了三个字也被免职了，这个标准是不是太有弹性了？人们不禁想问问，摘掉乌纱帽的问责之手进行处分的遵循标准到底是什么？
问责免职未明确标准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期间，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进入2008年，各级党政部门继续积极推进问责制。2008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
但是，目前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第33条里，对于公务员处分的种类里并没有免职这一项，在该条例的第48条里提出的免职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在查阅《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第11章里倒是专门设立了免职、辞职、降职一节，但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对于问责免职也没有明确的标准。
需设明确的法规条例
可以发现，媒体在问责中扮演了一个很微妙的角色。有时候官员犯错的事情不大，却因为媒体的报道而被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受到处分，而媒体如不关注就睁只眼闭只眼。
同样，这种失衡还表现在官员被免职的效果当中。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职位，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后，便想出各种理由，动用人脉，使自己很快官复原职。更有甚者，虽然在此处被免职，却又跑到别处或者别部门，摇身一变，当起了官。如此，问责成了只是“一阵子”的事，只是个别地区的事，只是被动应付的事。部分官员等风头一过便依然故我，继续过那种“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的日子。
还有些官员，人被免职了，但问题或矛盾不处理完，留下一个烂摊子就走人了，使得问题和矛盾依旧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这一切都使问责陷入一个迷局：到底行政问责的行使如何能够依据一个更加明确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员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负起多大的责任，才能体现行政问责制的效果？“官员问责标准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法规条例来作为依据，”业内人士如此呼吁。
事件影响范围决定处理程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目前来讲，从具体的最近几个案例来讲，大家感觉到有点无所适从，但是实际上过去对于免职基本上是一个职务变动，并不是一个处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既然是免职，如果没有另行任用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处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最近几年，更多的用免职的方式进行组织处理：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产生影响了。另一方面，他所产生的事情，就技术上来讲，可能还不构成对他进行任何行政处分，乃至是刑事处分等等。
另外，如果要真正确定的话，应跟个人的职责有关系。还有一点，我们看出来，某件事情如果出现问题了，那么他的影响范围有多大，一般就会处理到某一级的官员。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还是有一定规则的。比如，几年前安徽阜阳大头娃娃的奶粉事件中，受到惩处的仅是一些当地的政府官员，而此次毒奶粉牵涉的面积明显加大，而且受牵涉的官员级别也非常高。
毛寿龙认为，安徽阜阳大头娃娃的奶粉事件的局限范围较小，主要是局限于当地的政府所管辖的范围。这次的事情不仅是当地的政府涉及到，而且还涉及到全国的影响，有些可能还涉及到国际上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今年和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今年行政问责制，针对行政首长的问责制从制度上逐渐正在加大，它的力度正在加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说我们今年这次从力度上来讲，还有从相关的一些制度完善方面的努力方面来讲，都是跟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进步。
要将问责制制度化
新闻观察员张羽认为，关于问责标准，我们会有更详细的一个制度化的建设。但是标准是人执行的，不可能把每件具体的事情都规定的清清楚楚，说你犯了这个错误就会被免职或被撤职，很难做到每一件事情都事无巨细的把它标明，关键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谁负责的问题。
张羽认为，我们也要注意将问责制度进一步的普及化、制度化、日常化。比如，问责的主体是谁，就是说你的问责主体如果只限于你的上级官员的话，那么可能就很难把它完全的进行一种制度和普及。如果你的问责主体是民众或者民意，或者社会舆论的监督的话，我想只要是你伤害到公共利益，或者说你不作为，可能都会引起举报，或者检举，或者追究责任。这才是根本问责的源头，那就是谁来问责的问题。张羽认为，我们的官员所获得的公共权利是人民交给他的，那么真正监督他的权利也应该是人民。我们问责现在更多的是体内循环，就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叫同体监督，如果你还有人大、政协或者媒体、舆论、民意对你的监督的话，异体监督，可能这个效果综合起来会更好一些。
制定科学统一的问责标准
也有专家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出现错误理当问责，但不能以此就全盘否定他们曾经辛勤的工作和付出，更不能矫枉过正。非制度化的、设计不细致、不科学的问责制度，不仅无法改变官场陋习，更有推卸责任之嫌，还会造成干部工作起来提心吊胆、缩手缩脚。同时，没有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发生相同案例因地域不同而导致问责事由和处理结果存在差异。而且缺乏应有的标准和规范，问责方自由裁量权过大，也存在着制度被滥用的危险。
显而易见，问责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体系作依据，否则便缺乏了至关重要的程序公正与事实公平，也有悖于依法治国的初衷。 专家指出，我们在为问责制叫好的同时，也期待在全国范围内能以完备的法律形式将官员问责制规范统一起来。专家进一步指出，问责的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写错别字是不是就一定要免职，免职后的官员们可不可以东山再起，都还有待细节上的规定。相信在今后的问责制中，这些都能得到解决。无论如何，伴着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不断走向成熟，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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